文|张永军
城市的街巷，常有两类人交错而行：一类人步履从容，目光在橱窗间流转，似无目的却自有方向；另一类人则手持地图或手机，行色匆匆却又时常驻足，仿佛在寻找什么，又仿佛只是随兴所至。前者被笔者称作“逛街人”，后者则谓以“旅行者”——“逛街人”寻目的而乘兴，“旅行者”有目的而随兴。
“逛街人”的本质在于“逛”。这个字本身便带有某种闲适的韵律，如同苏州园林中的曲径，不求直达，但求曲折有致。“逛街人”不执着于终点，他们的目的不在抵达而在过程，正如本雅明笔下的“闲逛者”，他们“把自己抛入城市的洪流，只为在其中漂流”。他们不购买却浏览，不占有却体验，在商品的海洋中保持一种诗意的疏离。这种逛街的姿态，本质上是对现代性匆忙的抵抗，是对效率至上的温柔反驳。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，如王子猷雪夜访戴，目的不在见友而在旅途本身的美学体验。“逛街人”的快乐在于偶然发现一家隐蔽的书店，转角闻到咖啡香气，或是在寻常巷陌听见一段不曾预料的琴声——这些都不是计划内的收获，而是生活给予无心者的馈赠。
“旅行者”则带着明确的目的性踏上旅程。他们或许手持“必去景点清单”，遵循着某种隐形的行程表。从徐霞客的“达人所之未达，探人所之未知”，到现代人的“打卡文化”，行程始终与目的相伴相生。换言之，“旅行者”的行踪，总始于详尽计划，终于清单项目的“完成”。这种目标导向的模式，雏形或可追溯至十八世纪英国贵族的“大陆壮游”。彼时年轻人沿固定路线周游欧陆，参观古迹、研习艺术，本质是一场“文化资本积累”仪式。如今交通工具迭代，旅行变为大众消费，但“旅行者”的核心逻辑未变，旅行仍是需规划、量化、达成的任务。不过，智慧的“旅行者”，也会时有随兴之道。他们会为一片意外的樱花雨改变路线，因当地人的一句推荐而放弃原定计划，懂得在计划与偶然之间保持平衡，既不错过经典，亦不辜负意外。
窃以为，“逛街人”与“旅行者”之间的微妙分野，可以体现出两种看似相似实则迥异的生活姿态，揭示了人与空间关系的不同维度。“逛街人”活在此处此刻，他们的时空是流动的、发散的，如同中国画中的散点透视，不设定焦点却处处成景。而“旅行者”则朝向彼处未来，他们的时空是线性的、集中的，如同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，总有一个明确的“灭点”指引方向。前者在熟悉中寻找陌生，后者在陌生中寻找熟悉；前者将异乡转化为故乡的延伸，后者将故乡暂时悬置以求异乡体验。
“逛街人”与“旅行者”的不同，在文学艺术中有着丰富的呈现。波德莱尔的巴黎闲逛者在城市褶皱中采集“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”，而歌德的意大利之旅则旨在追寻古典文明的根源。在中国传统中，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记录了一个逛街人对往昔金陵的无限眷恋，而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则展现了一个旅行人对山川地理的系统考察。前者乘兴而书，忆什么写什么；后者随兴而注，走到哪儿记到哪儿。两种文本，两种生命姿态，却共同丰富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。
走出文学的维度，“逛街人”与“旅行者”的分野又对应着现实人生中人类对待空间的两种基本态度：定居与迁徙。农耕文明培育了逛街人的从容——熟悉的环境允许无目的的漫步；游牧文明孕育了旅行人的果决——未知的旅途要求明确的方向。而在现代条件下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两种身份间摇摆不定。全球化让我们成为旅行者，总是向往着远方；在地化又呼唤我们成为逛街人，重新发现附近的价值。社会学家齐美尔指出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却越来越难以真正抵达——我们是否在追求旅行的广度时，失去了逛街的深度？
高明的生活艺术家，懂得在两种姿态间自如切换。他们既能有目的地规划人生旅程，又不失乘兴而行的洒脱；既珍视计划带来的效率，又保留随兴而至的诗意。如最睿智的旅者，“既窈窕以寻壑，亦崎岖而经丘”，有目的而不拘于目的；他们的行程，虽有计划，却往往更懂得随兴之道。元丰六年(1083)十月十二日夜，苏轼夜游承天寺，原为月下寻友，见“庭下如积水空明”，便随兴而坐，畅谈彻夜——这是有目的却不忘随兴的典范。此时的苏轼，既是严谨的官员(旅行者)，又是随性的文人(逛街人)；既能在赤壁之下规划水利，又能“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”。
黄昏时分，看街上人群渐散：“旅行者”带着装满照片的手机回归日常，“逛街人”揣着无意发现的故事继续漫步。两种人最终在夜色中交融，仿佛告诉我们：理想的生活既需要“旅行”的方向感，也需要“逛街”的感知力；既要有目的地的诱惑，也要享受随意的浪漫。我们需要进一步审视“逛街人”与“旅行者”。进或说，反省自己，调和好“逛街”与“旅行”的心态。生命的意义或许不在于是“逛街人”还是“旅行者”，而在于我们能否在既定路线上拥有“走出”的勇气，在随机漫步中秉持“初心”的方向。罗兰·巴特说：“最好的旅行是迷路。”“迷路”，不是缺乏规划，而是对过度规划的解稀，在有限的旅途中，既不错过必看的风景，也不辜负意外的花开。
（作者为正高级教师，中国作协会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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